在看《中國清官廉事》，一天看一人，發一條微博。

       《牛僧孺——行賄記載，彰顯廉吏》。牛僧孺，唐代大臣。文中說到：

        敬宗登基后，牛僧孺升任為中書侍郎。寶歷年間，一些不正派的寵臣把持朝政，大臣們多依附勾結他們，牛僧孺不愿同流合污，但對這些小人也無可奈何，好幾次上奏請求免職。敬宗看他去意已決，挽留不住，并在鄂州（今湖北武漢市）設立武昌軍編制，委任牛僧孺為地方官。江夏城（今武漢市）的土性不黏，難砌城墻，每年維修，都征收青茅草袋盛土加層，地方官吏借此巧取，年復一年地侵吞修城資財。牛僧孺到任后，計算草袋及修筑費用。每年需10余萬貫，便改征正土磚用以代替草袋修筑。前后5年，城墻修筑得如井壁板牢固，而借修城侵吞的事從此根除。后來文宗又召著他入朝。

       在《舊唐書·牛僧孺傳》中讀起來可沒有這么容易。“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賦青茆以覆之。吏緣為奸，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苫板筑之費，歲十余萬，即賦之以塼，以當苫筑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

      可見，從古至今，發“建設財”的大有人在。于是人們想到一個辦法：公私合作模式。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中等發達國家出現了債務危機，為了推動經濟繼續發展，在土耳其首先出現了BOT模式，然后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效仿。香港同胞也把這個概念帶入了大陸。代表性項目有深圳沙角B電廠BOT項目、廣州白天鵝飯店和北京國際飯店等。如沙角B電廠在15年特許經營期限結束后于2000年成功移交給當地政府。

       在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前提下，大力推廣PPP模式，使得社會資本尤其是民營小微企業有了參與國有經濟發展與基礎設施建設的兩大機會。因此，PPP模式至少有以下好處。

       一是加快改善民生的步伐。PPP模式的覆蓋面幾乎無所不包，比如，2015年起銀川將在公共領域推廣應用PPP模式：交通領域（公交車輛更新等）、市政公用設施領域（市政道路給排水、地下綜合管廊、污水、垃圾處理、園林綠化等）和社會事業設施領域（非義務教育、非基本醫療衛生、健康養老、體育文化產業等）。鄭州也啟動了首批32個PPP項目面向全國推介，總投資1126.1億元，項目涵蓋軌道交通、污水和垃圾處理、公共交通、片區開發和園區建設等領域。通過觀察銀川與鄭州的PPP項目，我們知道，如果這些項目都由政府來投入，不僅沒有這么多的錢，也不可能組織如此龐大的建設力量。交給社會之后，政府只要平均每年出五分之一、十分之一的錢，甚至不出錢，就可以做大量的民生事業。做公用事業，也是李嘉誠先生成功的經驗之一。最近，李嘉誠先生對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了幾個忠告：跟隨全球性銀行、跟領頭羊企業一起“走出去”；不拘一格儲備人才；要有現金；留意匯率問題。其中，特別提出要多投資發達國家，多投資公用事業。不是房地產，而是大手筆買下各類公用事業資產。作為英國歷史上最大單一投資者，李嘉誠投資英國已經超過400億英鎊，旗下公司遍布電力、燃氣、水務、港口等。公用事業需求的穩定性帶來了盈利的穩定性。從中巴兩國合作協議來看，PPP已經走出國門，造福于“一帶一路”人民。

       二是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做大民營企業，轉換政府職能。以市場決定性作用取代1994年提出的市場基礎性作用，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巨大進步，理順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的作用，筆者建議“三個凡是”：凡是市場能做的，政府不要做；凡是民營企業能做的，國有企業不要做；凡是社會組織能做的，政府部門不要做。PPP模式有利于實現這個目標。

       三是化解地方債務。地方政府推廣PPP模式與地方政府擁有發債權、“陽光舉債”，可以進一步規避原來平臺發債帶來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而且可以直接化解債務，比如在市政建設中，主要由供水、供氣、供熱、污水處理、垃圾處理和軌道交通等組成。對于能夠通過向使用者收費收回投資的項目，可以根據項目情況優先采用TOT或BOT的方式，對于不能通過向使用者收費收回全部投資的項目，政府給予相應的補貼，同樣也可選擇TOT或BOT模式。對一些沒有必要轉讓給政府的項目可采用BOO的方式。政府可以通過轉讓已有項目歸還銀行貸款，從而化解因市政建設所帶來的地方政府債務。對于新建項目政府可以通過選擇合理的PPP模式，避免政府形成新的債務。這些方法同樣可以用于化解土地收儲、交通運輸設施建設、保障性住房、教科文衛、農林水利建設、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工業和能源等所帶來的政府債務。

      四是徹底解決民生領域的腐敗問題。這一功能要予以強化。這是解決政府部門長期存在的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所產生的腐敗問題。筆者認為，抗戰時期的腐敗之一是“發國難財”，現在大建設時期的腐敗之一是“發建設財”。隨著經濟的發展、財政收入的增加，民生投入越來越大。各個部門自己組建公司，或者表面上沒有關系，實際上有關聯關系的公司，那就出現了自己審批、自己建設、自己維修、自己評價的“四自己”的“怪現象”。其結果是“橋歪歪”、“路塌塌”、“樓倒倒”等現象的出現而不斷的維修，又不斷的撈錢的機會。筆者印象最深的莫過于最近十多年來的“高速腐敗”與“綠色腐敗”。高速公路一公里投資都在3000萬左右，一點點回扣就是一個大數字。在公眾的印象中，“高速路”成為“腐敗路”已非“新聞”。從1997年起就有交通系統高官“前腐后繼”倒在高速公路上。

       如在2000年遼寧省出資修建的沈陽至山海關高速公路，在沈陽市境內僅有50公里路段中就有62名干部因貪污、受賄、揮霍3000萬元專項資金受到查處。又如佛山市人民檢察院對外發布《2012年度懲治和預防職務犯罪綜合報告》稱，佛山職務犯罪案件和人數都呈上升趨勢，工程建設、國土資源、醫療等領域仍是職務犯罪多發區域。其中江肇高速高明段24.3公里的建設區間，30人被立案查辦。高速公路從立項審批、投資、貸款、工程承包、驗收，到收費經營、公司上市等相關環節，都存在腐敗生發的空間。

      據報道，一株普通的榕樹，在賬面上身價高達10余萬元；一項實際支出60多萬元的城市綠化工程，賬面支付款卻“瘋長”到150多萬元……隨著城鎮化步伐加快，特別是地方政府過度追求美化，園林綠化投資沖動，大樹進城、名木進城使園林綠化成為了一個熱門的“行業”，也成了腐敗的高發區。僅2010年之后的3年中，就有超過20宗林業和園林系統官員腐敗案出現在公開報道中。

       美國學者阿密泰在其著作中有一段精辟的論述：“清除腐敗，不僅僅是挑出一個爛蘋果，而更應該檢查放置蘋果的筐子”。多年來我們總是在扔掉那些腐爛的“蘋果”，卻沒有把那些盛蘋果的“筐”拿出來在陽光下曝曬消毒。而PPP模式可以成為一個比較健康的無菌的“籃子”。